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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细菌战最后幸存者欲把历史资料交后人

润博园林综合报道:记者探访常德细菌战最后的幸存者;老人们至今留存发黄的资料,希望有年轻人接手。

熊善初(左上),83岁,哥哥和两个侄儿染鼠疫去世;吴光才(右上),79岁,姐姐、姐夫、表姐死于细菌战;向道仁(左下),78岁,表哥、婶娘和婶娘肚中即将出世的孩子、外祖父均未能幸免;李玉仙(右下),97岁,父亲、大伯、母亲和两个哥哥等亲人先后发病身亡。图/记者华剑

2月17日,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97岁的李玉仙老人一讲起当年的细菌战的事情一下子思路清晰起来。图/记者华剑

2月17日,常德市周家店镇,细菌战生还者。(左起:向道仁,吴光才,熊善初。图/记者华剑

这个本子记录了石公桥附近细菌战受害者信息,向道仁告诉记者,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过世了。图/记者华剑

这4张苍老的面孔,曾亲历侵略者的残暴,现在却正与时光和遗忘对抗。1941年11月,日军在常德发动细菌战,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死者就多达7643人。70年过去,亲历者一个个离世,但他们的故事依然在等待讲述、倾听和记录。

我们无力让时间暂停,但我们可以选择不遗忘。

“等几年再来,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本报2012年2月13日报道“73岁的易允中辞世”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可能是长沙最后一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2011年11月3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协会大部分成员都已年过半百,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

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如今互相戏称为“老化石”。时光如梭,“老化石”们日渐凋零,也许哪一天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等到那时,那场灾难,那段历史还会有人记得吗?在遭到日军细菌战重创的常德城及周边地区,还有多少幸存者?他们的现状又如何?他们需要得到哪些帮助?本报记者前往常德进行采访。

97岁的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但聊到细菌战,她竟然靠墙坐了起来,挥舞着双手回忆故事里的每个细节。

78岁的向道仁退休后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搜集细菌战受害人资料,他打算写一本10万字的书,但至今未能如愿。

79岁的吴光才做了一口木箱,专门存放20多斤重的资料,纸张已经发黄,再次诉讼希望越发渺茫,但“还是要一代代传下去”。

83岁的熊善初身体还挺硬朗,却不得不开始忧虑,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谁能接手保存关于细菌战的资料?

……

他们都是常德“细菌战”的幸存者,老人们互相戏称为“老化石”。究竟还有多少幸存者活着?记者没能找到这个数字。

7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人协会”副会长、细菌战受害人遗属徐万智能想到的也只有四五个。

提起细菌战,不能动弹的老人坐起来了

李玉仙97岁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乡李家湾村

马鬃岭乡李家湾村,李玉仙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杯子就放在床头,李玉仙却要花好几分钟才能把水杯端起来送到嘴边。2年前她摔断了腿,大儿子陈贵初在家照顾她,但他自己也已75岁,所谓的照顾,就是李玉仙喊饿时,把饭碗送到床边去。

2月15日,记者来到李玉仙家里。“能不能起来啊?”侄儿李宏华大声喊了好几遍,李玉仙都没听清这句话,只是把头探出来看着来人,两只手挥动,招呼坐下。

李玉仙的被子又湿又臭,房里很暗。李宏华又说:“有记者采访你细菌战的事,你跟他们说说!”

李玉仙突然来了精神,靠着墙坐了起来,“别的事我说不出来,这件事我就有得说啦!”

(日期李玉仙已经不记得了)一架飞机把许多箱子空投到常德市区时,李玉仙的父亲李佑生刚把几头猪赶到城里的屠宰场卖掉。准备动身回家时,卖糯米饭的小贩叫住他:“李老板,吃碗糯米饭再走咯。”李佑生说:“吃一碗就吃一碗吧。”吃糯米饭时,李佑生看到天上有飞机在空投东西,还有一些灰蒙蒙的雾气降下来。

天黑时,李佑生还没出城,城里却戒严了。有很多人开始头疼发热,李佑生听说有瘟疫,所有人不能出去。李佑生选择偷偷爬城墙,跑回马鬃岭。当晚,他开始头疼。19岁的李玉仙问:“爹爹,你怎么了?”李佑生只是摇头:“飞机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我现在头疼。”第二天,李佑生开始流鼻血,躺在家门口一棵树下就死了。

此后,李玉仙的大伯、妈妈紧跟着发病死去。妈妈还没下葬,两个哥哥又发病身亡了。

李玉仙哭着准备给哥哥穿寿衣,丈夫把她往肩上一扛就往外跑,“你还不走,你也会死。”李玉仙果然发病了,好在丈夫从镇上买到了药,几碗药下肚,李玉仙躲过一劫,但家里已经死了8口人。

李玉仙至今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还有死时的模样。父亲李佑生最先死,口鼻出血,浑身发红砣。两个哥哥李惠旨和李新旨,死前发高烧,死时身体发黑,鼻子出血。

“10万字的书没法写了,交给儿子吧”

向道仁78岁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

向道仁做了一件让儿子“很不高兴的事”,1995年他从石公桥镇政府退休后,背着装满空白纸的包,骑上自行车在石公桥以及周边的乡镇转悠,寻找细菌战中的幸存者以及后人,他要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把包括自己在内每个受害人的故事写下来,打算写成一本10万字的书,但他已年近八旬,“以后交给儿子写吧。”

1942年底,日军又将“细菌弹”投向石公桥镇。飞机将许多装有稻米、棉衣、食物等物品的箱子空投到集镇上,不明就里的人们争抢着去捡东西。当时9岁的向道仁正在石公桥镇姨父易冬生家里,表哥易会清最先病发身亡,随后,婶娘周妹姐也死了,婶娘死时肚子里有个即将分娩的孩子。向道仁清楚记得,婶娘肚里的孩子动了好几下才安静下来。外祖父卖完鱼回家的途中,死在涂家湖畔。

“向家的独苗不能死了。”家人赶紧把已经出现发病症状的向道仁送到药铺,得到几粒政府发的药丸子,向道仁因此活了下来。而此时,整个石公桥镇因为死人太多,棺材铺里的棺材都已卖光。有人用煮饭的大木桶当棺材,桶子用完了就拆门板和窗户。

这也成了向道仁一辈子没有放下的心结。

2000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十五次开庭审理民间诉讼索赔案时,向道仁作为亲历者上庭发言,他忍住火气,没有拍桌子骂人,但开口就念出改编自《增广贤文》的一句话:“冤魂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冤魂。”

1995年起,向道仁开始走村串户,搜集受害人名单,通过当事人及后人口述历史的方式,集成厚厚的册子。几年下来,向道仁花掉了2万多元。为此,两个儿子“收缴”了向道仁的自行车,但向却坚持下去。时间越久,调查越艰难,“很多受害人的后代不理解我,还用冷言冷语讽刺我。更多的人是怕惹麻烦上身。”向道仁好多次“气得想哭”,但从没和别人发过火。

时过境迁,向道仁也已经老了。几年前他突然中风,全身不能活动,只能听见外界的声音。经过治疗目前已能正常活动,但每天需坚持吃药。

今年2月16日,在石公桥镇政府大院后的一间小屋里,向道仁拿出一份多年前整理出来的受害人名单,逐个指着名字说:“他死了,他死了,他还在,他死了……”其实从着手搜集资料开始,向道仁就打算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只是至今未能如愿。年纪越大,写书就变得越困难。“我要把所有资料交给小儿子,让他帮我把书整理出来。”向道仁说,“把书发给石公桥和周家店每个受害人的后人。”

发黄的受害人资料,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吴光才79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熊善初83岁常德市鼎城区周家店镇

2月16日,记者见到了吴光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后,吴光才就守在家里等着。一同等候的还有熊善初,以及3名受害人的遗属,6个老人最小的也有65岁。

与向道仁一样,细菌战时熊善初和吴光才都染上了鼠疫。熊善初今年83岁,吴光才今年79岁,两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向道仁搞细菌战受害人调查时,他们是向道仁的“秘书”。

当时熊善初在周家店镇中心小学读书,班上51个学生有7个被感染了,头痛、流鼻血,熊善初吃了7天的药,得以痊愈。但哥哥成为家里第一个丧命的人,8岁和4岁的两个侄儿相继染病死去。吴光才的姐姐去石公桥镇卖鱼买米,染上鼠疫后,表姐和姐夫照顾她,三个人都死了。向吴家传死讯的贵雪儿随后也染病死了,这也导致吴光才被传染。吴的父亲卖掉一头耕牛,凑齐医药费后,将他送到外国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这才保住了吴光才一条命。

石公桥和周家店,从早到晚都是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的哭声持续几个月后,镇里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得到救治的都死了,有的村子死得一个不剩。鼠疫传染到更远的地方,直到1944年,“还听说有人鼠疫死掉。”

当幸存者及遗属开始筹备对日诉讼后,熊善初、吴光才和向道仁一起,连同两镇多名受害者遗属,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足有20多斤,吴光才专门做了一口大木箱子把它们保存起来。

如今这些资料纸张已经发黄。“细菌战”过去已半个多世纪,老人们仍能记起每个细节,“我们可能家里钥匙放哪不记得,但这些事记得很清楚。”熊善初说,“印在脑袋里,忘不掉的。”

年轻人很少讨论细菌战和老人们的故事,但只要听到有人聊起类似的话题,几个老人就会凑上去发表意见。“前几年,我们还在小学给学生讲过课,不是为了恨,只是希望他们了解得多一些。”熊善初说。

看着桌子上的一大堆材料,6个老人讲完了各自的故事。“官司可能打不赢,但这些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受害者遗属周迪成说。

听说长沙最后一名细菌战幸存者易允中不久前去世,老人们都有些黯然。周迪成说:“他们(向道仁等幸存者)被我们称作老化石,老化石越来越少,可能等几年你再来找,就找不到了。”

熊善初83岁了,身体还很硬朗,但他忧虑的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保存这些发黄的纸张?

时任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23册战时日记被发现,其中清楚地记载着:“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操纵九七式轻型轰炸机5点30分从江南南昌机场起飞,6点30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1000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36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投在西洞庭湖上。”

1941年11月24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检验学组主任、细菌专家陈文贵奉命前来调查,通过对死者解剖化验,最后作出权威结论:11月4日,日机投掷鼠疫蚤,导致常德鼠疫流行。-据新华社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

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曾先后对中国20多个省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至少36次以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1997年8月11日,108名浙江和湖南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原告团在2年后增至180人。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原告团作出承认事实、回避责任的一审败诉判决。

2002年8月30日,中国原告团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上诉。

2003年5月20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出庭的王选等3名中国原告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判决认定了二战期间原告由于日本细菌战受害的事实,但依然以国家无责任的理由驳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认为个人向国家提出赔偿不符合国际惯例。

如果您可以提供以下方面的支持,请拨打本报96360热线或潇湘晨报,我们将协助您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取得联系。

您可以提供的支持包括:

一、设备方面

电脑,打印机,扫描仪,摄影摄像机器,录音设备。

二、资金方面

您可以向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捐助资金。

三、志愿行为

1.对受害人及后代的走访登记,记录资料。

2.现有资料的录入、打字、扫描、视频处理编辑等。

3.为受害人及后代拍摄图像、视频资料、录音。

4.对纸制资料进行汇总分类,破损资料进行修复和复制。

5.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没有更多支持,这段记忆或许会消失在历史中

本报记者张祥常德报道

年逾七旬的徐万智和丁德旺要比他们各自的儿女忙多了。2011年11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他们分别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定期要去位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内的办公室上班。

十多年前,他们就是常德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牵头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依旧负责相关方面的统筹。“受害者协会”的成立,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名正言顺”。但困境依然存在,大部分入会者已年过半百,不少受害者的孙辈甚至不愿加入协会。缺少年轻会员,徐万智他们连会用摄影机的人都找不到。

入会者大部分已年过半百

2月15日上午,徐万智给石公桥镇的贺介德打电话:“老贺,我不联系你,你就不主动找我。”贺介德是石公桥镇细菌战原告群体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之间的联系人,他本人也是一名受害者遗属。老贺告诉老徐,很多受害人遗属不愿意入会,老徐说:“不要勉强,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

入会手续并不难,只需要填一张表,附带两张照片,会费是30元。从2011年11月3日成立至今,协会已发展会员近300名,均为受害者遗属,“社会热心人士不能加入。”老徐说,“但可以对协会进行资助,我们能提供发票,随时可以监督资金流向。”协会的制度之一是账目透明,这为老徐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支持。

然而,会员中“一半多的人,年龄在50岁以上。”徐万智说,“很多受害者的孙辈后人不愿入会,有些人本来想入,但遭到家人的阻止甚至责怪。”

对不少受害者后人而言,“没有信心”是不愿入会的最大缘由。2月16日,石公桥镇一名细菌战受害者的后人表示:“官司打了这么多年,一点成果也没有。加入协会又有什么用?”

缺人、缺钱,受害者协会工作举步维艰

徐万智的困扰远不止部分受害者后代不肯入会。

日本方面支持中国原告团的律师一濑敬一郎与徐万智等人保持着长期联系,好几年前,一濑敬一郎就催促中国方面将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的7643名死者资料整理出来,发送给日本律师。这些资料不仅指口述历史的文字记录,还包括调查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以及真实史料。

而这对徐万智来说,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担任“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主要领导的都是古稀老人,徐万智有精力催促各个乡镇的联络人整理资料,但老人们不会用电脑打字,更难找到会用录音和摄影设备的人。

资金问题也是个巨大障碍。徐万智说:“我们至今不知道还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在世,统计这个名单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受害者协会成立以后,徐万智一直在忙着寻求赞助,但目前获得的资金无法支撑庞大的资料搜集工程。

桃源县马鬃岭乡的联络人是83岁的李宏华,背驼如弓的老人每天徒步行走在各个乡村,包里放着一叠入会登记表。“登记表填了,我根本没精力坐车到常德去交,要徐万智过来拿才行。”李宏华说。

[观点]

需要关注的是

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

细菌战对日诉讼浙江原告团发起人、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

2月17日,记者联系王选,她在电话中出奇愤怒:“媒体不要只是报道受害人的故事,拿他们的悲情做文章。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怎么留存和纪念这段历史,怎么不让它被忽略。”

王选的愤怒来自于浙江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难产”。实际上,早在10年前王选就四处奔走,着手筹备受害者协会,但这个计划至今只是一纸申请书。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时,王选将其评价为“细菌战民间诉讼的新起点”。但实际上,她并不乐观,“浙江受害者协会成立不起来。细菌战纪念馆成立不起来,下一代人即使想了解这段历史也没有渠道。”

直接对日诉讼“可能性已经不大”,王选更希望看到“为细菌战受害者成立纪念馆,成立合法的受害者协会,定期举行的纪念活动等”。“没有这些举动,只是空喊支持我们的口号,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得不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段历史必将自然消亡,它属于全人类,不仅仅只是原告们的事情。”

历史不可能被淡忘,

但必须获得更多关注

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常德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

有些受害者后人逐渐不再关心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细菌战受害人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乡镇,他们接受到的历史教育是有限的,加之年代久远,对历史的关注度肯定会有所降低。在支持原告团工作以及保存细菌战历史材料这一块的工作,常德其实做了不少工作。在诉讼期间,政府虽然不能直接站出来参与诉讼,但给予了原告团很多支持,包括资金和人力。目前常德博物馆设有关于细菌战的展览台,这为市民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渠道。

政府部门批准常德成立受害者协会,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但是否可以设立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是否可以设立专门的细菌战受害者纪念场所?这些举动都能促进现代人更加关注和了解历史真相。另外,乡土历史教材中,可以将细菌战作为重要内容,对学生们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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