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茶史考》附骥

读本刊2021年第三期周武忠同志的《山茶史考》，得益良多。我是搞修建的，闲暇涉览有关书籍，偶有所得，因举数例，以附骥尾，聊供参考。
一.“山茶”名称的出现，因南宋刻本《全芳备祖》中已作专类著录，至少可推至宋代，《辞源》之注释，似应修改。
按《全芳备祖》一书，为南宋陈咏所辑。估量脱稿在理宗即位前后(公元1225年前后)，付刻期间约为宝佑癸丑至丙辰间(公元1253―1256年)，已临南宋末祚，因此，印数不多，传播也不广，厥后又无再刻者，以至在是书重刊之前，国内仅存寥寥几部手抄本，知者少少。日本则在是书传入后，朝野看重，虔臧于宫内省图书馆，至今仍保留着临近原书70%的计四十一卷原刻本，虽非全璧，弥足珍视。
《全芳备祖》专辑植物质料，据自序称:“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故称“全芳”；而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咏、乐府，必稽其始”，故称“备祖”。梁家勉先生以为:“从是书的体制上说，溯源寻流，可推为古代专以植物为对象的类书(《群芳谱》等)的起源。吴德泽先生在六十年月初，在《书林一叶》专栏专题介绍中，即誉之为“天下较早的植物学辞典”。因此，修改《辞源》注释，并把《史考》中关于山茶一名之正式见于专类书籍的纪录推至宋代，是有足够史料依据的。
二.《全芳备祖》卷十九“山茶花”条:“事实祖碎录:有红、白二种，又有千叶者，名品颇多，不能尽录(《草木记》)。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叶柔薄有毛，壮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子如肥皂籽大。别自有一种，叶厚硬，花深红，如中州出者(《虞衡志》)”。“赋咏祖”则更著录了南宋时及前期诗人张芸叟、曾南醴、曾裘甫、刘后材、王梅?G、苏东坡、梅圣俞、徐溪月、陶弼、俞国宝、杨诚斋等人的五言、七言散句、散联七条及诗十四首，其中如梅圣俞的“南国有嘉树，华居赤玉枝；曾无冬春改，常冒霰雪开”一诗，似给供应了山茶北迁的线索？王梅?G的“道人赠我岁寒种，不是寻常后裔花”散句，则说明山茶至少在宋代已与道家结下了姻缘，而不仅仅联系于释教了。张芸叟的“栽植夺天巧，接缀假人力”散句，则说明至少在宋代已劈头了科学和艺术的栽植与钻研。曾南醴的“苍枝老树昔谁种？照射万朵红相围”散句，则供应了宋时尚存数百年(？)老山茶之事实，为宋以前栽植山茶供应了某种消息。徐溪月的“……桃叶何从来？派别疑武陵。愈出愈奇异，一见一叹惊。”在咏述山茶品种、色泽、姿势之余，也提到某些品种的原始产地质疑之事，陶弼的“江南池馆厌深红，零落空山烟雨中。却是北人偏尊崇，数枝和雪上屏风。”苏东坡的“长明灯下石阑干，长共杉松斗岁寒。”刘后材的“青女行霜下晓空，山茶独殿众花丛；不知户外千林缟，且看盆中一本红。”等，则可知当时山茶已有露地栽植浏览、盆栽栽植浏览和画于屏风之上浏览等方式，山茶之深刻生活，已臻盛期。
三.《草木记》、《虞衡志》两书，如也可算作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则山茶之始于著录之时，当可更往前移。唯此事有待于专家之钻研和评述，戋戋不敢乱议。
四.成书于民国时之辛亥老人、剡曲灌叟黄岳渊所撰周铮笔录清算的《花经》，于山茶亦有论述，作为《史考》，似乎也应提及？而且《花经》中所提到的品种，多有《群芳谱》和《花镜》中所未提及者，如“十八学士”、“九曲”、“明晰”、“绿牡丹”、“白牡丹”、“大小白荷”、“东方亮”、“红饼”、“台阁茶”、“花蝴蝶”、“玫瑰紫”、“牡丹点雪”、“墨葵”、“洒金”、“西施晚来装”、“小桃红”、“观音白”、“十样锦”、“玉楼春”、“凤仙茶”、“紫重楼”等，由此也可分明民国时山茶品种及栽植史的一段历程。
较后要说明的是，所引《全芳备祖》的几处原文，标点符号都是我妄加的(由于原书无标点符号)，愿望明公指正。